開欄的話

在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數字技術快速發展的支撐下，數字經濟已成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就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加快構建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等作出重大部署。

生產方式的數字化轉型推動了勞動過程的重構，數字勞動成為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勞動形態。數字勞動給勞動力市場帶來哪些變化？給勞動管理、勞動法律法規等帶來哪些挑戰？如何更好保護勞動者權益……即日起，本版刊發《“數字勞動”觀察》系列理論文章，深入分析數字勞動特征，為優化數字勞動環境，更好激發數字經濟活力，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提供借鑒。敬請垂注。

觀 點

數字技術改進了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推動工業生產流程的自動化和智能化，在改變勞動組織方式的同時也重塑了勞動過程，由此催生了不同于工業勞動的數字勞動樣態。

數字技術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引擎之一，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建設“數字中國”也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驅動力。2018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為31.3萬億元，占GDP比重為34.8%，2021年上升到39.8%，2023年，數字經濟規模達53.9萬億元，占GDP比重達42.8％。

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和滲透創新了勞動場景，推動人類社會的勞動形態從在工廠集中生產的工業勞動逐步發展為多種場景下的新興數字勞動樣態，比如組織邊界模糊的平臺勞動、任務領取型的自雇勞動等。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數據顯示，全國職工總數為4.02億人，其中新就業形態勞動者8400萬人，絕大部分與數字勞動密切相關。

事實上，從技術變遷歷史來看，每次新技術應用都會一定程度上重組甚至改造既有的勞動過程。數字技術在工業領域中的擴散與應用改進了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推動工業生產流程的自動化和智能化，在改變勞動組織方式的同時也重塑了勞動過程，由此催生了不同于工業勞動的數字勞動樣態。

數字勞動的組織過程

數字經濟具有生產協作網絡化、產品服務個性化、市場響應迅速等新特點，以數字技術為支撐，扁平化、柔性化的組織樣態——數字平臺企業成為數字時代驅動經濟發展的重要組織模式。數字平臺既是數字勞動參與者的依托，也重塑了數字勞動過程的組織形式。相較于傳統經濟組織所具有的生產封閉性而言，數字平臺勞動具有明顯的社會化特性。數字技術驅動下的精準匹配成為資源流向的重要“指揮棒”，用戶評價和流量規模成為數字平臺參與者重要的行動指引和信息來源。

從這個意義上說，數字平臺本質上屬于一種“社會化的技術平臺”，具體而言，這種勞動組織方式的社會化特性主要表現為三個層面：一是數字平臺能夠組織大量社會資源實現超大規模的生產活動；二是數字平臺上的勞動者工作場地具有很大的分散性和不確定性，由此衍生出各類工作關系的離散化，對數字勞動者的集體意識產生直接影響；三是數字游民依賴平臺獲取業務，使他們的生產與生活趨于融合，其職業身份也趨于多元化和模糊化。

在數字勞動組織過程中，這種社會化特征意味著數字平臺對社會資源更加依賴，同時也使數字經濟更具有共享性。這種情況下，傳統的工業集中化生產模式和垂直一體化的科層管理難以滿足數字時代協同化生產、即時性匹配的市場要求。為了適配數字勞動的特性，數字平臺需要更強的自主性和自治能力，其在勞動組織上通常也具有更強的靈活性、流動性、高效性。

數字平臺與傳統工廠在勞動組織方式上最大的不同在于，在數字技術加持下，平臺一定程度上了突破了整合生產勞動的組織邊界。數字平臺企業能夠更加便利地通過分包、轉包等方式，將生產和服務任務細化成勞動者可以獨立完成的工作任務，由此形成了“平臺+個人”的產業分工協作新架構。在這種分工模式下，數字平臺企業可以在全產業鏈甚至全球范圍內更高效地開展生產活動，并借助數字技術融合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邊界。平臺企業借助這種分工模式，將數字勞動從生產空間延伸至生活空間，不斷強化其整合生產勞動的廣度和深度。

數字勞動組織過程的橫向拓展

數字技術的應用極大擴展了勞動過程組織的時空維度，形成了一種新的勞動秩序，使數字勞動過程控制呈現出不同于傳統工業勞動的新特征。在數字勞動中，數字技術使勞動時間和勞動作業場景都發生了不同于工業勞動的轉變，呈現去同步化與靈活化的特點。在時間向度上，八小時工作時長以及固定上下班時間的傳統模式不再適用，取而代之的是以短時間為單位的彈性化交易模式；在空間向度上，數字勞動具有“去現場化”的特點，勞動者的工作場所不再局限于實體工廠與辦公場所，而是向社會各類場景和領域延伸。

相較于工業勞動主要依賴外在組織手段，數字技術在拓展了數字勞動時空邊界的同時，也使勞動過程參與主體多元化。首先，數字勞動的控制更多是通過規則內化的方式來驅動。數字平臺通過強滲透性和廣覆蓋性的算法技術使勞動者對平臺提供的算法、算力等數字技術具有依賴性。不過，數字技術使公開透明的即時計酬成為數字勞動典型特征之一，這客觀上增加了數字勞動分配的公平性，也使數字勞動者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到數字生產勞動之中。其次，工業化模式下企業強化對工廠勞動過程的控制意在追求更高的生產效率；而在數字化模式下，如何更好地優化勞動力資源配置成為數字平臺企業實施勞動監管的核心追求。因此，掌握算法技術的數字平臺企業通常將數字勞動者的部分管理權轉移給第三方公司。這種情況下，大部分數字勞動者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受雇勞動者，成為具有一定自由選擇權的獨立的任務領取者。此外，數字平臺通過數字技術將消費者甚至公眾納入勞動過程的監管之中，由此，數字技術重構了數字勞動過程的控制主體，在分散勞動控制風險的同時轉移了勞動沖突的焦點。

數字勞動中的技能形成

數字技術發展使傳統工作模式向與智能機器協同生產的新工作模式轉變，通過人和智能技術與智能設備的協同整合，推動數字勞動生產效率提高。在數字技能形成路徑方面，傳統工業勞動的技能多以身體實踐為出發點，是慢慢積累在人體感覺與肌肉記憶中的一種默會知識；而數字技能的形成路徑是需要勞動者在操作過程中掌握算法收集數據的邏輯、人工智能學習的路徑等隱性知識，形成把控數字技術的能力。通過數字技能，數字勞動者將數字技術知識轉化為數字產品并創造勞動價值。數字勞動者需要在數字工具與數字產品之間搭建起關系結構的思維能力與組織能力。因此，數字勞動者的技能養成更多依賴機器學習與邏輯創新。在這個意義上，數字技術不僅無法替代勞動者技能，而且對勞動者的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數字勞動技能的衰退速度要明顯高于工業勞動，這就需要勞動者不斷更新和提高自己的勞動技能。相關機構的評估顯示，過去，專業技能的半衰期通常在10年～15年，而30%左右的數字技能會在3年之內過時失效。與此相伴的是，彌合技能缺口所需要的時間在不斷增加，過去7年里，通過傳統技能培訓方式彌合技能缺口所花的時間從3天激增到42天，增加超過10倍。另外，數字技術發展導致勞動力市場出現了“技能極化”現象：需要高認知技能的工作和具有靈活性的低技能工作的就業需求增長速度最快，而處于中等技能水平的數字勞動者面臨更大的就業崗位替代風險。

數字時代，掌握數字技能是一個結構性轉換的過程，其中數字勞動者“再技能化”支持體系的建構尤為重要。同時，也要通過社會保護機制幫助“技能替代”群體平穩渡過崗位轉換期，緩減技能形成滯后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增強數字勞動者實現再技能化的機會。

（作者為南開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全總工會理論與勞動關系智庫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