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在演講中將美國軍事存在與美元體系定義為“全球公共產品”，要求其他國家通過接受美國關稅政策等方式為此承擔“公平份額”。這種邏輯實質上構成了一種“關稅供養霸權論”——以進口關稅作為施壓手段，迫使他國為維護美國全球霸權提供資金。看似建構在經濟學理論之上，但這套說辭實則存在多重邏輯悖論，折射出美國霸權思維的荒誕認知。

將美國軍事部署與美元體系定義為“全球公共產品”，本質上是對經濟學概念的歪曲。公共產品的核心特征是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而美國遍布全球的軍事基地，其戰略布局明顯服務于自身地緣戰略目標，稱之為“公共產品”是在掩蓋其利己性的霸權政治本質。美國可以明確選擇保護誰、不保護誰，其安全承諾基于政治和戰略考量，具有相當強的排他性。實際上，對于非盟友國家而言，這種軍事存在構成安全壓力而非公共福利。北約東擴引發的地區緊張局勢，便是所謂軍事同盟“安全保障”選擇性和利己性的明證。

美元的國際地位同樣難以匹配“全球公共產品”的本質屬性。盡管全球貿易約50%以美元結算，但這種貨幣霸權的最大受益者正是美國自身。通過發行“世界貨幣”，美國不僅每年會獲得巨額的美元“鑄幣稅”收益，更逐漸形成了服務于自身利益的風險轉嫁和“潮汐收割”機制——2020年美聯儲的“無上限”量化寬松政策，就讓全球共同承擔了其貨幣超發的通脹壓力。美國還頻繁使用如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等實施金融制裁，賦予美元體系高度的排他性。美國將這種非對稱的體系優勢包裝成“公共產品”，無疑是對國際經濟現實的嘲諷。

“關稅供養霸權論”聲稱，他國在美國主導的軍事和金融體系下“搭便車”，需為此付費。這種論調完全無視美國作為體系主導者所獲取的巨大結構性紅利。所謂的“地緣政治和金融保護傘”，特別是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與結算貨幣帶來的特權，為美國提供了無可比擬的經濟與戰略優勢，其軍事力量也首先保障自身的全球利益和商業通道。世界各國持有并使用美元，本身是對該體系的支撐和隱性“支付”，絕非“免費”。美國要求他國“付費”，卻刻意回避自身是最大受益者的這一身份，實則是向外轉嫁霸權地位的維護成本，而非追求真正的公平分擔。

“關稅供養霸權論”提出的解決方案——以關稅為武器進行脅迫，更令人擔憂。提出者列舉了5種所謂“分擔”方式：接受關稅、擴大對美采購、增購美國軍火、在美投資建廠、直接向美國財政部開支票，實質都是迫使他國為美國利益而調整自身經濟政策，犧牲主權和發展權利。這種以懲罰相威脅、強迫他國接受單方面條件的做法，是典型的經濟霸凌，與現代國際關系所倡導的平等協商、互利共贏的精神格格不入。

美國當前面臨的財政壓力和經濟挑戰，根源在其自身。長期的巨額軍費開支、大規模海外軍事行動、國內失衡的財政政策以及濫用美元霸權地位，都是導致其國債高企、財政負擔沉重的重要內因。將這些主要由內部政策選擇和結構性問題引發的困境歸咎于外部世界“搭便車”，并試圖通過征收關稅的方式強行索取補償，無異于“內病外治”的責任轉嫁，無助于美國自身深層問題的解決。

當今世界正經歷深刻復雜變化，全球性挑戰層出不窮，任何國家都無法憑一己之力應對。這也決定了未來的國際關系，必然更加需要多邊協調與合作，而非單邊主導與霸凌。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任何固守霸權思維、試圖讓世界為自身特權“買單”的論調，都是逆流而動。大國要有大國的樣子，應致力于維護和平、推動發展、提供真正的全球公共產品，而非為維系自身特殊地位強迫他國“輸血”。

（據新華社北京電）